班固（公元 32～92）
东汉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九岁能文。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升迁为郎，负责校定秘书。又与人共同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
章帝时，班固职位很低，先任郎官。建初三年（公元78）升为玄武司马，是守卫玄武门的郎官中的下级官吏。由于章帝喜好儒术文学，赏识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常随侍左右。奉献所作赋颂。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曾参加论议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其目的是广泛动员经今古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
班固还擅长作赋，撰有《两都赋》、《幽通赋》等。
班固的地理学成就有以下五个方面：
1．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先例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班固生活的时代是汉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际，王朝空前统一和强盛，经济发达，版图辽阔，陆海交通发达。地理知识的积累远非《山经》和《禹贡》时代可比，社会生活和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则凭证实，远则凭传闻，而是国家掌握的各地方当局的直接见闻，乃至相当准确的测绘和统计了。记录大量实际地理资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现虽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却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贡献。封建时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难流传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后世王朝的保护下，较易流传下来。班固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这样就为我们今天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及封建时代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条件。班固对正史《地理志》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2．开创了政区地理志的体例
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从“昔在黄帝”至“下及战国、秦、汉焉”)全录《禹贡》和《周礼·职方》这两篇，并依汉代语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终)辑录了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正文(从“京兆尹”至“汉极盛矣”)主要写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地理概况。这部分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1578县(县1356，相当县的道29，侯国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这种以疆域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编写体例，可以称之为政区地理志。这种体例创自班固，表现了他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线来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仅是个理想的制度，并没有实现过。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
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建国家出现。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下，但历时很短。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已经有了200多年长期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置并完善了一套郡(王国)—县(邑、道、侯国)二级行政区划。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观念的产生。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人文、轻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是为我国保留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自然地理观念的发展。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始终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和研究的专著，
至多只有记录自然地理现象分布和简单描述的作品，往往还是像《水经注》那样以人文地理资料的记录为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3．开沿革地理之始
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汉书》虽然是西汉一朝的断代史，但《汉书·地理志》记述的内容超出西汉一朝。它“因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它是一部西汉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国的古代历史、政区沿革等。比如，卷首写汉前历代疆域沿革，除全录《禹贡》、《职方》两篇外，班固还在《禹贡》前增以黄帝至大禹、《禹贡》与《职方》间加以大禹至周、《职方》后缀以周至秦汉的简略沿革，保持了汉以前区域沿革的连续性。又比如，卷末辑录了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分述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故国划分的各地区概况，其中沿革是重要内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于政区地理的框架中纳入其他门类的地理现象，将其分系于各有关的郡国和县道之下，并主要采取注的形式叙述各郡国从秦代到王莽时的建置沿革。县一级政区并载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全国地理总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后世的沿革地理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部分。
4．记录了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西汉的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例如，仅《汉书·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记载川渠480个，泽薮59个，描述了全国300多条水道的源头、流向、归宿和长度，是《水经注》出现以前内容最丰富的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还记载有153个重要山岳和139处工矿物产位置分布情况；有屯田的记录；有水利渠道的建设；有各郡国及首都长安、少数重要郡国治所及县的户数和人口数统计资料113个，是我国最早的人口分布记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统计资料。书中有陵邑、祖宗庙、神祠的分布；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国、古城及其他古迹记录；有重要的关、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内容等。总之，《汉书》中所记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军事交通地理等内容为今天研究汉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5．保存了宝贵的边疆地理资料
班固的《汉书》在《地理志》《西域列传》等篇中记载了大量的边疆地理资料。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幅员辽阔，交通、文化、经济发达。经过武帝时张骞的几次出使西域和汉军的几次出征，开通了丝绸之路；经过张骞等人的“通西南夷”，对当时西南地区有了一定了解。此外，西汉时对东南沿海、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也有一定认识。这些在《汉书》中有丰富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一条从今徐闻西出发到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航海线，对沿途各地的地理现象做了记录。又如，《汉书·严助传》记载淮南王说闽越(即福建)的情况是“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数寸，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再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时候应上书说：匈奴“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又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这些描述蒙古高原的内容说明汉代人们对边疆地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班固是我国东汉著名的学者，《汉书》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记述是他根据档册进行抄录、编纂而成的，特别是《地理志》博采西汉以前的地理著作汇为一篇。著书的宗旨是“追述功德”、表彰汉朝使之“扬名于后世”，同时为当时行政管理服务。因此，地理的内容以政区沿革地理为框架，自然地理内容排在其次。这样以人文地理为主的地理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致，《汉书·地理志》的模式容易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从而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班固所开创的《汉书·地理志》模式对后世沿革地理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也阻碍了自然地理的进步；它记录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地理资料，但也阻碍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来说，它是从事中国疆域政区沿革研究的基础，是研究我国疆域地理必读的书，是研究汉代地理必读的书。
总之，班固在沿革地理学的开创和地理资料的保存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他是中国封建社会颇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学家。

家族名人：
其父班彪
班彪（公元3—公元54），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他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

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很广。二十多岁时，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因避难而从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西河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县的长官，又为司徒掾。班彪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所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武帝时，司马迁撰写了一部史书（后来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无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续采集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书是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想已多为《汉书》汲取，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

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详论以往的史学得失，实为撰写《后传》有所借鉴和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这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班固和《汉书》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检阅班固《汉书》述论西汉盛衰兴亡及撰写儒林、游侠、货殖等的旨趣，就可了然。  

其妹班昭
班昭（约49—约120），一名姬，字惠班，扶风人。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曹世叔妻，早寡。固为《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汉和帝诏就东观续成之。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号曰曹大家（gū）。有《女诫》七篇，集三卷。
班昭字惠班，又名姬，家学渊源，尤擅文采。她的父亲班彪是当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
班昭十四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
以个性而论，曹世叔活泼外向，班昭则温柔细腻，夫妻两人颇能相互迁就，生活得十分美满。
班昭的文采首先就表现在帮她的哥哥班固修《汉书》，这部书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正史中写的较好的一部，人们称赞它言赅事备，与《史记》齐名，全书分纪、传、表、志几类。还在班昭的父亲班彪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部书的写作工作，她的父亲死后，她的哥哥班固继续完成这一工作。班固，字孟坚，九岁能作文，稍大一点，博览众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不料就在他快要完成《汉书》时，却因窦宪一案的牵连，死在狱中，班昭痛定思痛，接过亡兄的工作继续前进。
好在班昭还在班固活着的时候就参予了全书的纂写工作，后来又得到汉和帝的恩准，可以到东观藏书阁参考典籍，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
班昭还有一个兄弟是班超，我们现在常用的两个成语“投笔从戎”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他的口语演化而成的，反映出他的智勇过人，他出使西域，以功封定远侯，拜西域都护，扬汉威直至中亚三十年之久。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班超派他的儿子班勇随安恩国入贡的使者回到洛阳，带回他给皇帝的奏章：

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人玉门关。谨遣子勇，随安西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其目见故土。

表达出一种浓郁的叶落归根的思想，然而奏章送上去之后，三年后朝廷仍不加理会。
班昭想到死去的哥哥班固，对年已七十，客居异乡的哥哥班超，产生一股强烈的的依恋、怜悯心情，于是不顾一切地给皇帝上书：

妄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得蒙重赏，爵列通侯，任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固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询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其全力，以报答天恩，迫子岁暮，犬马齿索，为之奈何？
蛮夷之性，悼逆侮老，丙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好究之原，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感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身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禄。
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小国之臣，况超得备候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乞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家永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猝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急。

班昭代兄上书，说得合情合理，丝丝人扣，汉和帝览奏，也为之戚然动容。特别是文中的最后两句，引用周文王徐灵台，掘地得死人之骨，而更葬之。魏文侯之师田子方，见君弃其老马，以为少尽其力，老而弃之，非仁也，于是收而养之。两则故事明讽暗示，汉和帝认为不再有所决定，实在愧对老臣，于是派遣戊己校尉任尚出任西域都护，接替班超。班昭以她的文采和才情使她的哥哥班超得以回朝。
任尚抵达任所，班超一一予以交代完毕，任尚对班超说：“任重虑浅，宜有以海之。”希望班超对他治理西域一些忠告，班超语重心长地说：“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严苛，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但班超走后，任尚私下对亲信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任尚不能借重班超的经验，竟以严急苛虐而失边和，这是后话。
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他离开西域疏勒时本已有病，来不及和妹妹好好地聊聊，加以旅途劳顿，回家一个月就病逝了，班昭无言以对。

班昭以她的文采，完成了哥哥班固的《汉书》打动汉和帝的心，使哥哥班超回归洛阳。班昭的文采还表现在她写的《女戒》七篇上。
《七戒》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本是用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课书，不料京城世家却争相传抄，不久之后便风行全国各地。
在“卑弱”篇中，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以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克尽本份。
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还须敬谨服侍，“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妇不事夫则义理坠废，若要维持义理之不坠，必须使女性明析义理。”
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是非曲直，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一刚一柔，才能并济，也才能永保夫妇之义。
在“妇行”篇中，订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贞静清闲，行己有耻：是为妇德；不瞎说霸道，择辞而言，适时而止，是为妇言；穿戴齐整，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苟言笑，烹调美食，款待嘉宾，是为妇工。”妇女备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礼。
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却绝对不可以再嫁，在她的心目中下堂求去，简直是不可恩议的悖理行为，事夫要“专心正色，耳无淫声，目不斜视。”
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以至于曲意顺从的地步。
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兄弟姐妹相处之道，端在事事识人体、明大义，即是受气蒙冤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意孤行，而失去彼此之间的和睦气氛。
班昭主要生活在汉和帝时代，汉和帝在班超死后不久就驾崩了，皇子刘隆生下来才一百天，就嗣位为汉殇帝，邓太后临朝听政，不到半年，殇帝又死，于是以清河王刘祜嗣位为汉安帝，安帝才十三岁，邓太后仍然临朝听政。
东汉皇帝短命，只有开国的光武帝刘秀活过“花甲”，六十二岁时死，其次就是汉明帝，四十八岁，再次是汉章帝三十一岁，其他多在二十岁以下，包括一大批娃娃皇帝，造成外戚专权局面。
邓太后以女主执政，班昭以师傅之尊得以参予机要，竭尽心智地尽忠。邓坞以大将军辅理军国，是太后的兄长，颇受倚重，后来母亲过世，上书乞归守制，太后犹豫不决，问策于班昭，班昭认为：“大将军功成身退，此正其时；不然边祸再起，若稍有差迟，累世英名，岂不尽付流水？”邓太后认为言之有理，批准了邓坞的请求。
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班昭是一位博学多才，品德俱优的中国古代女性，她是位史学家，也是位文学家，还是位政治家。她在曹家有一个儿子，几个女儿，儿子曹成被封为关内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