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统汉、满、蒙、回、藏等56个民族。汉族外仅占人口总数约6.7%的少数民族，却拥有国土面积的50%到60%。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冲突与交融的历史。

    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内涵，也使各自的人名系统形成了种种差异。但是，正如人不可能足不出户一样，文化也需要走出民族范围，汲取他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物质精髓，在与他文化的交流中，通过继承、扬弃、同化、异化来丰富自身的肌肤。人名作为文化的使者，忠实地记载着这种民族间的演化和发展。下面让我们从人名这种精神的语言符号系统的演变中窥探文化嬗变的行为轨迹。

    史学家钱穆先生曾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从上古建于先秦、自秦汉迄于南北朝、自隋唐迄于元末、自满人入关至于现代。本文籍钱先生的分类，将姓名的民族融合与冲突分为四个时期述之。

    上古时代始于炎皇尧、舜，当时的华夏民族即以汉族为主，四周的蛮、夷、戎、狄诸民族罕迹中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多为汉族内江，异族极少染指，到了秦时，东夷之一的赢姓一统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径，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复，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秦朝的大一统涵包了华夏、东夷、荆蛮、百越、三苗五个族系，出现了真正的民族大融合。

    秦立国时短，但其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文化上的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却规范了中国此后两千年封建制度，秦后的汉朝，疆域十分辽阔，东至朝鲜，西越新疆，北达蒙古，南抵越南。随着疆界的扩展，战马铁甲的威慑，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日渐加剧，少数民族的人名系统爱汉族影响的现象和愈来愈明显，如西汉汉武帝时，有一个叫金日磾的大臣，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因休屠王用金人祭天有功，故武帝赐日磾姓金，金的子孙七代高官显宦，所谓“金张籍旧业，七世珥汉貂”是也。西汉皇帝时匈奴呼韩单于附汉末朝，至汉末之国时，附汉的匈奴人同汉人杂处，同化，都弃本姓而改姓汉姓，如刘、卜、乔、康、竺、支等姓、均源自少数民族。这些异族人的姓、名在形式与内涵上与汉族姓名已无根本区别，表明此时即被同化。

    魏晋南北朝之三百年，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南北朝时北方十六国兴衰起迭，其中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汉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兼收并蓄，常能同化与之接触的异族文化。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就曾下令鲜卑人改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原因是：“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于是“诸候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如达奚氏改为奚氏，贺類氏改为贺氏，独弧氏改为刘氏，步六孤为陆氏，一共将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其它民族受“皇族”影响，并纷纷将复姓改为汉族的单姓，如改贺葛为葛，是类为高，去斤为艾，屈突为屈，独孤浑为杜等。

    在姓氏的汉化同时，执政的少数民族还沿袭了魏晋汉人所重的“九品中正制”，把改过的姓氏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象元、长孙、宇文、于、陆等是为甲姓，“举秀才、册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不仅如此，少数民族还在人名的其它文化内涵上套用汉人的礼制，如孝文帝就曾明令同姓禁婚：“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不以道论。”

    如同事物的发展曲折反复一样，人名的冲突和融合也是跌宕起伏的，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欲从政治到文化上推销鲜卑统治，便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以期异化汉文化。如李弼赐姓徒河，杨忠赐姓普六如，李花赐姓大野等。毕竟鲜卑文化功底不深，虽有政治强权撑腰，终究斗不过汉文化，在汉人甚至大部分鲜卑人的喝倒彩声中，到杨坚任北魏宰相时，恢复鲜卑姓的诸公又都改了汉姓，如此一起一伏，正是姓名民族冲突和融合的精彩表现。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