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国势之盛，旷古无两。”“唐威令所行，东踪辽海，北跨大碛，西被达曷水，南极天竺，暨海洋洲中诸小国。”异族外邦争相来朝。此时姓名民族融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清一色的外族姓名汉化。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本鲜卑人，安禄山之父为胡人，母亲为突厥人，史思明亦是胡人，他们的名姓已同汉人无异。类似的人名还有史大奈，李光弼、裴玢等。皇帝的赐姓也基本上为国姓“李”。如鲜卑人拓跋赤辞、契丹首领库克，大帅达年嘉哩均被赐姓“李”。受其影响，唐后五代十国中的少数民族国君，均将姓名顺遂汉化，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塘，后汉刘知远皆是少数民族人氏，单从姓名上已不见其“祖籍”了。

    唐以后，受宋文化影响，金、辽各异族所建诸国也未逃过被同化，溶解的命运。金代为女真族所建，国民久慕汉文化之博大深奥，屡作一同之思，为预防女真文明“脱化变质”，颇有先见之明的金初诸君世宗、章宗等，上任伊始，便明令，“禁止女真人得译为汉姓。”“犯者抵罪”。但在汉文化“挡不住的诱惑”面前，制令者“前倨后恭，”完颜氏首当其冲挑了富有霸王之意的汉姓“王”为姓，上行下效，皇族一改汉姓，黎民百姓纷纷仿尤，到金末，已有三十一姓改为汉姓了。如阿里侃改姓何，抹鲁姓孟，呵不答姓田，兀颜姓朱等等。除此外，汉姓中已有的姓氏如毛、元、术、秦、黄、等28姓均被女真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强行渗入。

    金人在姓名系统的民族冲突和融合中还有一项功不可没的巨大贡献，即大量地改称汉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女真族名之外，另取一个汉名。如金太祖本名阿骨达，取汉名为“旻”。金太宗本名乌奇迈，又取名“晟”。老百姓亦是如此，“一人二名”。二名使用的场合有明显的规定：汉名用于诏令，奉奏等官方文件之中，女真名则流于民间。另外，汉名还享受避讳礼遇，金语有音无学，想避也避不来。如此一来，汉名倒在上层建筑中占据地位，女真名相反惨遭冷遇了。

    中国历史上首先由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是元朝。元代是蒙古族当权，统治权奉行“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政治，对汉文化颇有用夷变夏的野心。元初，国人分为四等，汉人地位最低，为了改变卑下的地位，许多汉人纷纷改叫蒙古名，以期鱼目混珠，享受一番“视差”蠃来的感官满足。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讲了这方面情况，他说：“元时汉人多作蒙古名者，如贾塔尔琛，本翼州人；张巴图，本平昌人；列哈喇布哈，本江西人；杨朵尔济，迈里古思，皆宁夏人……高寅子名塔失不花，皆习蒙古俗也。”

    其实蒙古名本不雅致，比起汉名来粗俗了许多，其命名“或取颜色：如察罕，白也；哈剌，黑也。或取数目，如朵儿别者，四也；只儿瓦歹者，六也。或取珠宝，如按弹者，金也；帖木儿者，铁也。”或取形似，吉祥——物品，部落等为名，蒙人以卤莽灭裂，帝王大将，多不通汉文，反正是他统治你，通不通无所谓。相反地，还要将一些别别扭扭的蒙文名赐给你示宠，如张荣以造舟济师，太祖赐名兀速赤；刘敏，太祖赐名玉出干等等。弄得宋末史及元史番名满纸，刺眼得很，且多为死记其音而不解其文者，后世治史者往往为此头痛眼胀，绞尽脑汁。

    囊锥必自现。汉文化的优越性在元后期还是征服了蒙族。在蒙古统治者改用汉法治国的同时，蒙古人、色目人均以改为汉人姓名为时尚。如《元史·赵世延传》云：“赵世延，字子敬，其先蒙古族人。”又如李庭瑞、丁鹤年皆为异族汉名。元代大文学家贯云石，亦是元代大将，色目人阿里海牙之孙等等。到元朝行将灭朝时，蒙古人、色目人更是纷纷“转徒流亡，其存者皆从汉姓。”可见政治强权的铁棒终究还是折服不了文化的茁壮了。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