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到了明代，汉族人夺回了皇位，姓名的历史又得以改头换面。朱元璋和他的后继者沿袭汉人前辈统治者行贿之法，大赐外族人以汉姓名。如薛斌“本名脱欢，洪武中归附，赐姓薛。”李贤“初名丑驴，鞑靼人，元工部尚书，洪武十二年来汉，通译书，太祖赐以姓名。”其时一批著名将领如胡大海、沐英、丁德兴等，都是少数民族人。另据史载：1372年，湘西少数民族的土司勾结爪哇、硫球使臣叛乱，朱洪武任用附明之南北疆总督、维吾尔人哈巴十挥师平叛。哈巴十不负众望，冲锋陷阵，翦除国患。朱元璋乃赐其姓翦，名巴士。翦巴士长期驻守株木山，繁衍子孙，均以翦为姓，现代史学家翦伯赞即其后。

    赐名毕竟有限。朱元璋似嫌赐名不足解馋，抑或解恨？干脆下诏禁止外族人使用原来的姓名，都得改用汉族人的姓名。于是，许多少数民族人纷纷将其复姓改为单姓，向汉文化认同。如呼延改为呼、乞伏改为讫等。如此一来，少数民族的姓名体制基本上被清洗一净，藏缅族原有的文字联名之文化传统，随着明将兰玉、沐莫的征服大理，渐渐变化至于消失。傣族本无姓氏，明统治者赐其贵族以刀姓，傣族从此开始迈入了姓名史。汉人的武力征服插上汉文化强硬的翅膀，使得汉名得以长驱直入，所向披靡。

    历史往往有着许多相似的一幕。明末吴三桂引满人入关，满族贵族得以在北京建都。清统治者借鉴元人少数民族统治多数的经验，变本加厉地加以推广。为防止满人汉化，统治者禁止满人用汉字取名，只准用两个字，不能多用，也不得用汉姓。据传，嘉庆皇帝一次发现题本中有人叫三个汉字的名“清永泰、和坤保”，当即改为“永泰、和保。”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在满人的发源地东北实行“八旗制”，并严禁汉人入关，出入山海关须持朝廷所发的文票，如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真是“清出于元而胜于元”了。

    禁则禁矣，无奈汉文化的渗透力、诱惑力同其历史一样悠久强大。同金人一样，限制满人使用汉名的“始作俑者”又最先反戈一击，八旗子弟中地位最高的八姓在清朝首先冲破“满人不得使用汉姓”的禁令，改多音节的满姓氏为单音节的姓氏（汉姓）。如瓜尔佳氏改姓关、马佳氏改姓马、索罗氏改姓索、齐佳氏改姓齐等。上行下效，其它如完颜、叶赫那拉等跟着改为汉姓，弄得清皇族哭笑不得，不如“俯就之”，改爱新觉罗姓为金姓，以赶上形势。

    改姓了，又有人开始琢磨着改名。雍正皇帝看到禁不住，恐怕又在改名方面重蹈改姓时落在庶民之后之履辙，干脆先行一步，规定皇室起名按汉名的字辈之方式来，并定下胤、弘、永、绵等14个字辈，可惜字辈只用到第七字“溥”，溥仪便成了末代皇帝了，这一点恐怕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皇族姓名如此，一般满人的姓名就更不必说了，如曹雪芹、舒庆春、罗常培已是地地道道的汉名了。

    姓名都汉化了，有些满人还不“满足”，又把汉人名系统的字、号吸收过去，以便配套齐全。满族著名作家老舍在其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有段对清末这一独特社会现象的真实抒写：“在那年月，旗人都希望永远作旗人，子孙万代，可他越爱摹仿汉人。最初高级知识分子在名字之外，还要起个字雅音美的号，慢慢地，连参领佐领们也都有名有号，十分风雅。到我出世的时候（1899年），连原来被称为诲哥哥和恩四爷的旗兵或白丁，也都什么臣什么甫起来。是的，亭、臣、之、甫是四个最时行的字。”满汉人名文化的融合可见一斑。清末，洋人用枪舰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传统的汉民族文化在血火的洗礼占，在与外来文化的激烈冲突中阵痛、裂变，发生了崭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人名中，即人名原有的浓厚封建礼教色彩被外来的思想观念冲淡了。“五四”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常以“乔治、约翰、玛丽”等等为名。曹禺的话剧《日出》中有个留学生曾说：“在国外我叫乔治张，在国内我叫张乔治。”如此类似的如赵梦蕤、洪煨莲、符保罗、阵彼得等，均是异邦文化与汉文化结合的标牌。

    上面的姓名是直接受灵于西方姓名系统的，至于思想观念上受洋文化冲击而反映到人名上的则更是多如牛毛了。仅以赫胥黎《天演论》中带进化观点的名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例，此书一露面，张天择、李竞生之类的人名就一夜之间多起来了。单就大家都知道的如秋瑾字竞雄，陈炯明字竞存，胡嗣糜改名胡适、字适之等，就是很好的例证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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